刘亭转发袁敏:乡村教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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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转发袁敏:乡村教师(全)

  当我们来到张凤芝家,在炕上刚坐下来,张凤芝就倚在门框上,说,燕儿妹子,你听我先给你背一篇文章。没想到,小二书记电话里就给我泼了一桶冷水:下面的村子里哪还有学校啊! 整个兴隆岗和宏胜没有一所小学啦!看得出,大丫二丫可愿意来上学了,两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围着我转,一个劲儿问我:老师,咱干点啥?班上已经实在挤不出空位子,我只好让尹家小子坐在讲台上。这小子特别聪明,我讲课的时候,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得可认真了。没过多久,他还成了我的小助手,帮我收发作业本,搬来凳子站上去擦黑板,偶尔下面有同学讲话,他还会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大喊一声:安静!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走上讲台的第一天是个什么样的天气了,但一定是个好天气!因为我的心里暖暖的,好像洒满阳光。赵队长其实挺开明的,没让大丫二丫来上学,估计也是拧不过赵大婶,被我几句话一说,第二天就让大丫二丫都来学校了。第一次上课,我算了算人头,全村的孩子大约还有小一半没来,我就一家一家走访、动员,请求老乡们让孩子都到学校来上课。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那是临下乡前妈妈送给我的一块苏联坤表),并没有到上课时间。看来孩子们早早地来到教室,就是等待我这位新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很显然,我得到了这份信任。我也因此破除了发布5、6百篇文字、却全为原创无一转发的成例…… 我问自己,农村现在富了,农民现在日子好过了,他们想到城里挣更多的钱,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有什么不对吗?你心里有什么好堵的呢?童老师和洪老师都是我姐姐杭一中的同学,也是我姐姐赴北大荒后,同在兴隆公社东风大队的插友。我姐姐保存的兴隆知青老照片中,她俩确实是长得很出挑的。姐姐说,她俩当老师,教学水平在全公社都首屈一指,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杠杠的!想不到,当我一踏进教室,看见几十个孩子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好,一双双眼睛里露出欢喜的目光,安静地等着我了。我这一辈子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从来就没有动摇过。现在退休了,很多家长希望我办补习班,继续给学生们校外补课,但我不干。虽然我知道现在给课外补习班上课的老师收入很高,老师靠工资买不起房子,靠给课外补习班上课却能买得起别墅。有的老师课上教学有保留,却在补习班上才放出关键的知识点。学生和家长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类高学费补习班,常常也是怨声载道,却又不得不上,因为害怕输在起跑线上。一种迫在眉睫的紧张提醒我:不能再等,马上出发。若是上天眷顾,或许我还能幸运地拍下一两张兴隆公社正在消失的乡村小学的照片。下乡第一年的冬天,许多知青都三三两两结伴回杭州了。我也想家,很想回杭州看看爸爸妈妈。但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回,因为猫冬时节是学校上课的主要时间。如此朴实却又温暖的情感,历经半个世纪却至今没有消散,这是为什么? 苍穹之大,凉薄遍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容器,才能储藏这个世界上最难保存的人间真情?我们的马圈小学,春夏秋这三个季节还可以凑合,但一到冬天,寒风刺骨,冰雪覆盖,门窗漏风,炉火根本烧不热。学生们都不来学校了,而我看着这如冰窖一般的马圈小学,搓着冻僵的手,跺着麻木的脚,只能在心里叹气。我知道不能怪孩子们逃学,也不能埋怨他们的爹妈不把孩子们送过来,这样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搁谁也受不了呀!东北老乡将沼泽地称为“暖哈”,还告诫我们这些外来人说,千万不要被“暖哈”表面的美丽给蒙骗了,越是好看的地方越危险,千万不要随便靠近,一不小心人就会陷下去,要不了一锅烟的工夫就找不见人影儿了。我后来从佳木斯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富锦第三中学,我教的班,成绩全县排名第三。1978年,我调回杭州,在杭州第十一中学教物理,每次在中考中,我教的班物理成绩都遥遥领先,我教的学生数次在全国中学物理知识竞赛中获奖,我自己也曾荣获全国初中物理知识竞赛优秀教师指导奖,很早就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女儿叫江桂荣,属马,今年也快四十了。她嫁到了凤溪村,孩子马上六岁,转眼也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桂荣家里的情况还不如两个哥哥,可她也要把孩子送到富锦城里去上学,我也没法拦呀!要是当年知青在的时候,村里面都有自己的小学,知青们讲课又讲得好,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学,哪用花这些个钱送孩子进城读书啊!微信下面配发了一组照片:连绵起伏的大山、满目苍翠树林、皂汰小学被洪水冲垮了一半屋顶的校舍、学校房前一根东倒西歪飘摇的旗杆…… 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份登记表上有多少信息是真实的?“文革”中,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草菅人命的事情多了去了,写错一个名字算什么?一开始,我在老乡屋里呆不了一刻钟就受不了,必须得编个理由逃到屋子外面透透气。慢慢地,我就开始适应了,其实到后来,我自己的身上也有味儿了。孩子们按我重新分配的位置坐好后,我就宣布课堂纪律和一天的学习安排:先给五、六年级的同学布置今天的学习内容,让他们自己预习;然后检查三、四年级在我来之前做过的回家作业,重点纠正错误,重复练习;接下来按课本内容,给一、二年级的同学讲授新课,再用提问和抽查的方式,检验孩子们的学习成效。我先通过几个与晓白相熟的知青打听,他们提供了两个电话号码,打过去,不是空号,就是无人接听。我又找到和晓白关系不错的左老太,求她帮我联系,左老太当着我的面,拨打以前和晓白联系过的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声,但当左老太问她,你是晓白吗?对方却回答不是,就把电话挂了。我只好又找出那份复印的《杭州知青登记表》,希望或许能像前几次那样,从这份“知青档案”中发现一点线索。就在我束手无策,以为对晓白的采访恐怕要搁浅时,了解到这个情况的何大姐,建议我找一下同是东风大队的知青黄敏,她说黄敏和晓白很要好,她应该能联系上晓白。我的家庭成分明明是职员,我父亲是知识分子,从暨南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铁路上工作,这表格上我的家庭出身怎么就变成“地主”了呢? 我母亲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外婆家祖上传下来大约有三十几亩薄地,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就被扣上“地主”帽子了吧?“有何政治问题”这一栏里写的“父有海外关系”,其实就是我一个叔叔去了台湾。我有个远房亲戚以前是傅作义部队里的高级军官,我的这个叔叔在解放前夕去这个亲戚家玩,叔叔当时上初中,大约也就十二三岁吧,亲戚正好要回台湾, 就问我叔叔想不想去台湾玩?叔叔这个年龄正是好奇贪玩的年龄,就跟着这个亲戚去了台湾。没想到, 叔叔去台湾后不久,大陆就解放了,形势骤变,两岸交通封锁,我叔叔也回不来了。因为这个社会关系,我父亲就有了洗刷不掉的历史污点,成了有海外关系的人,一有运动,父亲就要交代这门亲戚。我真的没有想到,虽然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这个叔叔,但它却像一块黑色的印记,烙在了我的背上,还填写在这份登记表里!要不是晓田的名字在杭一中的名单中,上下都是我的同学,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都对得上,我都会怀疑,这个出身地主、父亲有海外关系的“晓田”,是不是我晓白?而猴子看了《东风夜话》,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写兴隆公社的知青,可以关注个体人物命运,同时是否也能聚焦一些有代表性的群体?比如“乡村教师”。即便如此,这间几乎和农民住家并无二致的土坯房,和房前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篮球架的小操场,还是有模有样地告诉人们,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许小二书记终于受不了我没完没了的提问,不再回答我的问题,说:你自己来实地走访吧, 我说再多,也不如你自己一双眼睛来看。噢!对了,你要拍当年小学校的老房子,可能拍不着了,以前兴隆的学校几乎全部卖给个人了,拆的拆,扒的扒,就算留着的,也都重新改造翻盖,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我决定和他们同行,一来我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入了解知青们为什么有那么深厚的北大荒情结,几十年后依然对那片土地魂牵梦绕;二来我能顺便从他们那儿了解兴隆乡村小学的线索, 听听他们对当下的农村教育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我抱着一线希望给黄敏发短信,我先给黄敏发了那一页有“晓田”名字的知青档案登记表,请她确认,此晓田是不是晓白?同时希望她能找到晓白,说服她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一开始,我啥也不懂,就凭着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瞎教,语文、算数、画画,逮啥教啥。我的普通话,南方口音重,而这些孩子们大多是跟着父母从山东逃荒过来的盲流,说话很土,交流很费劲。我讲课他们也不能全听懂,他们说的我也得在脑子里转个弯,彼此能听明白七八分,知道大概齐就不错了。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设施,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门倒是全乎的,但窗户玻璃就七零八落了。秋冬交汇时节,天已经很冷,好在时间不长,扛一扛就过去了。熬到“猫冬”季节,学校也放假了。当年的兴隆公社,如今已重新做了行政区域划分, 变成了兴隆岗、宏胜两个镇。以前的队变成了村,兴隆岗有二十三个行政村,宏胜有二十四个行政村,而两个镇的自然村还要更多一些,加起来总共应该有七八十个吧。没想到,第二天,这位当爹的把孩子洗得清清爽爽,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送过来了。从那以后,我每天去学校,身边就多了一个小拖油瓶,我在心里叫他尹家小子,好像他就是我的亲弟弟。但我并没有得到孩子们应有的回应。我心想,看来,孩子们还不懂得最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养成互致问候的习惯。村里的干部了解情况后,说:咱们村没有学校,孩子们到别的队里的学校去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不如我们自己办个学校,你来当老师吧!我有个大姑姐叫高德珍,比我大两岁,特有主意,我们班上七八个女娃儿平时都跟在她屁股后面转。高德珍眼尖,说两个老师不光皮肤白,牙齿也白,难怪人家好看呢!这以后高德珍瞅空就带着我们一帮女孩子钻进知青点,进门就东张西望,其实是到女知青住的屋里搞侦查哩!我就去赵书记家家访,赵大婶说:女孩子读书有啥用? 将来除了嫁人还能干啥!不读了。小四是个男娃,岁数小,又淘,家里没人管,到学校有老师管着,俺们放心!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份登记表上有多少信息是真实的?“文革”中,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草菅人命的事情多了去了,写错一个名字算什么?也许是我杞人忧天。小二书记在电话里对我说的,兴隆公社乡村小学都卖给了个人,也许只是几个村队的个别现象,我相信,更多的农民,不会愿意让孩子们就近就可以读书的乡村小学退出历史舞台。小二书记停顿了一下,说:你们城里不是有高价买学区房,租学区房,爹妈陪读吗? 咱们农村现在也一样,农民都到镇上街上(街上是当地人对富锦市区的称呼)买房租房,爹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陪读。我们约好在离车站不远的华润超市里的一家肯德基见面。她告诉我,为了联系方便,她带了一个小灵通,并让我记下了小灵通的号码。我心里一暖,这个几乎不用通讯工具,似乎与时代脱节的人,不仅应允了我的采访,还为了这次采访,破例用了小灵通电话。看来,那段北大荒的教师生涯,无疑是她生命中曾经有过的亮色,即使再封闭自己,她却还是愿意回眸这一片亮色,让这片温暖过自己,也温暖过北大荒孩子们的亮色,映照出她已经远逝的青春。我一听,乐坏了!当老师可以名正言顺不用下地干活,还挣工分,而且分不低,是大家的平均分。我们的马圈小学,春夏秋这三个季节还可以凑合,但一到冬天,寒风刺骨,冰雪覆盖,门窗漏风,炉火根本烧不热。学生们都不来学校了,而我看着这如冰窖一般的马圈小学,搓着冻僵的手,跺着麻木的脚,只能在心里叹气。我知道不能怪孩子们逃学,也不能埋怨他们的爹妈不把孩子们送过来,这样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搁谁也受不了呀!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那是临下乡前妈妈送给我的一块苏联坤表),并没有到上课时间。看来孩子们早早地来到教室,就是等待我这位新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后来我才知道,这所小学校以前一直没有正式的老师,今儿拉个人来讲讲,明儿又换个人来凑数。大队干部把附近几个村子都扒拉遍了,也找不出一个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老乡们觉得把孩子送来上学也是瞎耽误工夫,还不如帮家里下地干活。听说学校请了高中毕业的杭州知青来当老师,村子里一下都传遍了。这不,只要家中有适龄孩子的,全部都来上学了。那一瞬间,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农民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也体会到了孩子们对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好奇,他们显然很想知道,在深深的大草甸子以外的世界。就在我们还在寻找那消失的动物时,突然,随我们一路同行的大傻发出了一种与平时不一样的尖利的叫声,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停住了脚。我父亲是山东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的,小蓝鸭的妈妈和进军的爸爸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乡村师范学校制度是文盲军阀韩复榘执政时创建的。他当山东省主席期间,十分重视乡村教育,全省共建立了八所乡村师范学校。只要是愿意毕业后做乡村教师的,不仅学费分文不取,而且每月给两块大洋,等于免费上学。我父亲就是这样去上学并走向革命道路的。那个年代,一些进步青年都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来上济南乡村师范学校的。后来,这个学校培养出大批领导干部,被誉为“我党在白区的一座党校”。看得出,大丫二丫可愿意来上学了,两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围着我转,一个劲儿问我:老师,咱干点啥?可是,在上学这个问题上,赵洪年这个当队长的似乎比老乡们也开明不了多少。他们家有五个孩子, 老大、老二年龄和我们知青差不了几岁,早就下地干活了,来上学的只是最小的儿子小四。我心想,除了三个男孩以外,赵书记家不是还有两个女儿大丫和二丫吗?她们正是上学的年龄,为什么没来上学呢?那时候,大队办的学校虽然就在屯子里,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学,但说实话,老乡们把孩子送来上学想法很简单,无外乎几个原因:一是认几个字,不至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会写;二是会算个数、记个账,年终队里分红时,也不会吃亏;三是孩子小,下地也干不了活,有个地方管管,省得爹妈操心。根本没有人认为,学了知识,有了文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记得屯子里有一户尹姓的鲜族人,特意带着孩子来知青点找到我,求我每天把他这个五岁的儿子带着去上学,因为他们家只有这一个孩子,也没有哥哥姐姐可以带他上学,他和孩子妈妈要起早下地干活,也没有时间送他。有一天,我走进教室,觉得课堂里似乎比平时拥挤。我用目光一扫,发现下面坐着的孩子中突然增加了七八张新面孔,仔细一看,都是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小孩。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同学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以前是没办法,爸妈下地干活,弟妹没人照顾,只好带在身边;现在是弟妹们听说老师讲课好听,学校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吵着闹着要来。想不到,当我一踏进教室,看见几十个孩子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好,一双双眼睛里露出欢喜的目光,安静地等着我了。没过多久,公社统一给各村学校订的课本也到了。接到公社通知后,我的心情就像断粮已久的部队接到了给养,立马穿上借来的高筒长靴,蹚了三十多里的沼泽地,到公社背回几十斤重的书本,再蹚几十里泥水路回村。经过好几处沼泽地时,我都差点陷下去,但我那时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根本没想自己会不会被沼泽地吞没,想的只是背上的课本绝对不能弄湿。等我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回到村里,衣服裤子都湿透了,靴子里灌满了水,但课本完好无损。没想到孩子们对我的无奈之举还是挺欢迎的,尤其是每个孩子都有当小老师的机会,这无疑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兴趣。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望,他们积极开动脑筋,打开自己的课本和记忆的宝库,边复习,边辅导。这样一来,我不仅轻松了许多,只要在课堂上巡查,及时纠正小老师出现的错误就可以了,还能腾出空来,重点关注五、六年级中学习较好的同学,给这样的孩子吃点小灶,一对一地个别讲解、辅导。杜书记让我当代课老师时,并没有特别交代什么,只是给了我一摞课本,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你们知青有文化,没问题的,放开了教!第一天上课时,我早早到了马圈小学,我想先把火生起来,等学生们到的时候,屋子里就暖和了。我先往大铁桶里扔木头,再找来晒干的苞米秆引火,可能是木头太潮了,半天烧不着,屋子里却已经烟雾腾腾,呛人。我只好又打开门窗散烟雾,来回折腾半天,屋子还没有烧热,七八个孩子就拖着大鼻涕来了。东风的两个老师都是女知青,一个姓童,一个姓洪。童老师剪一头齐耳短发,洪老师梳两根麻花辫子,长得那叫一个俊,皮肤那叫一个白。我们几个女孩子背后就偷偷地议论,童老师和洪老师咋就长得这么好看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所小学校以前一直没有正式的老师,今儿拉个人来讲讲,明儿又换个人来凑数。大队干部把附近几个村子都扒拉遍了,也找不出一个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老乡们觉得把孩子送来上学也是瞎耽误工夫,还不如帮家里下地干活。听说学校请了高中毕业的杭州知青来当老师,村子里一下都传遍了。这不,只要家中有适龄孩子的,全部都来上学了。那一瞬间,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农民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也体会到了孩子们对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好奇,他们显然很想知道,在深深的大草甸子以外的世界。那一天,天气晴朗,湛蓝的空中飘着一朵朵白云。我们几个男女知青结伴去“暖哈”采摘黄花菜, 同行的还有队里养的那条叫“大傻”的狗。墙上的黑板倒还算不小,是用椴树的木头劈开来,刨光磨平后,涂上黑炭做成的。有时候字写重了,黑炭粉会扑簌簌往下掉。【原开栏语】袁敏,是我们浙江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一位知名作家和出版人。更主要的,她是我们一道远赴北大荒插队知青同学的妹妹,她愿意用退休以后的余年,去写一部关于我们那一群知青的非虚构作品。首先,她不像别的知青那样隔三差五相约聚会,或者在各个知青群里你来我往热切联络,她很少参加知青活动,她也不用手机、没有微信,有点离群索居的意思。墙上的黑板倒还算不小,是用椴树的木头劈开来,刨光磨平后,涂上黑炭做成的。有时候字写重了,黑炭粉会扑簌簌往下掉。我写《东风夜话》的时候,牛巴说过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的到来,给偏僻的农村带来城市的信息,给世代的愚昧带来现代文明的冲击,就连衣着举止,都成为当地青年的效仿。尤其是,农村的失学儿童,由此得到了起码的读书机会,有的甚至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东风的童话、祝新、晓白这三位乡村女教师的付出,最有价值。我总在想,教师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职业,它是哺育孩子们心灵的,如果把教师和金钱联系在一起了,这个社会恐怕就令人担忧了。东风的两个老师都是女知青,一个姓童,一个姓洪。童老师剪一头齐耳短发,洪老师梳两根麻花辫子,长得那叫一个俊,皮肤那叫一个白。我们几个女孩子背后就偷偷地议论,童老师和洪老师咋就长得这么好看呢?我突然间就理解了晓白这些年来为什么离群索居,哪个女人不愿意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心目中呢?为尽快让一直“追剧”的朋友们先睹为快,现将此文一气呵成地发布出去,以飨读者。从我们二队智仁屯一眼就能望到一队的头林屯,我捧着一摞课本向小学校走去,心想,路上或许能碰上我们屯去上学的孩子,那我就可以和他们先拉呱拉呱,熟悉熟悉。但走了一路,却一个也没有碰上。我后来从佳木斯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富锦第三中学,我教的班,成绩全县排名第三。1978年,我调回杭州,在杭州第十一中学教物理,每次在中考中,我教的班物理成绩都遥遥领先,我教的学生数次在全国中学物理知识竞赛中获奖,我自己也曾荣获全国初中物理知识竞赛优秀教师指导奖,很早就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从我们二队智仁屯一眼就能望到一队的头林屯,我捧着一摞课本向小学校走去,心想,路上或许能碰上我们屯去上学的孩子,那我就可以和他们先拉呱拉呱,熟悉熟悉。但走了一路,却一个也没有碰上。这让我没有想到。我心里暗暗纳闷,会不会孩子们睡过头了?又或许孩子们知道我没当过老师,不愿意听我上课?我一听,乐坏了!当老师可以名正言顺不用下地干活,还挣工分,而且分不低,是大家的平均分。我们面前的绿色稻海就是一座纯天然的大地公园,既有坐电梯可直达,登高望远的观景塔;又有航行在稻海中的“海稻船”;还有稻草人王国、向日葵植物迷宫、泥沙水塘游乐园,以及掩映在稻海中,忽隐忽现的观景休闲亭。后来我偶然听说,猴子在研究汉字改革问题,我很诧异,便发微信问他,为什么会热衷于做这样一件冷门的事情?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发来长长的一段文字:我笑了,虽然这不合我心目中学校应该有的规矩,但面对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我无法将他们拒之门外。我想,就当自己教的这个复式班再增添一个幼儿班呗!后来我还自己花钱,特意跑到公社的供销社,给这些小小孩们买来彩色蜡笔,教他们画画,画房子、画树、画花、画鸟,他们在课堂里居然都很安静,我所担心的,他们会不会扰乱课堂秩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多少年以后,当我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时,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曾经和我朝夕相处的兴隆公社东风一队的孩子们。我心里很清楚,是那些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促使我把教师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选择。之所以第一个选择去兴隆岗的鹿林村,是因为我在采写南林孤儿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位叫末尾花的孤儿,当年下乡时还不到十九岁,因为身体弱,干不动农活,不久就嫁给了当地农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自己却在三十八岁那一年死于肺癌。这位孤儿知青的骤然离去,让她的三个儿女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母亲生前的故乡,而是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可是,真让我到所谓的学校去上课时,我完全傻了,那哪是学校呀!不就是找了一间废弃的马圈么?屋子里面除了满地马粪,啥都没有,臭气熏死人!队里找人来清马粪,拉出去好几车。老乡们又帮着找来一个大铁桶,里面糊上泥巴,再装上旧铁皮卷成的烟囱,天冷时就靠这个土造炉子取暖了。没有黑板,就找来一块木板代替,木板很粗糙,字写不上去,粉笔在上面一写就断。课桌也很简陋,锯几棵树桩,上面铺上木板,就当桌子了。凳子是各家各户的孩子们自己带来,形状各异,高低不等。整个猫冬季节,我和村里所有的老乡和孩子们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有好吃的,一定会给我留着,冬天烧火炕干燥,我嘴唇都裂开了血口子,有的学生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冻梨省下来给我吃,告诉我,吃这个败火。我去北大荒之前就生过肝炎,身体比较弱。同队的知青照顾我,说:你就留在家里做饭吧,不用去地里干活了。可做饭也不能挣工分呀!我怎么养活自己呢?我上次对你说的,让你关注一下知青中“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往心里去, 那话我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你在《东风夜话》中写到富锦的刘臣书记说,知青对推动北大荒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中间,知青中的乡村教师贡献是很大的。在没有任何文化生活的农村,唱歌、跳舞、画画、做游戏、讲故事、认识身边的自然景观尤其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我把这一切定名为“娱乐学习”。我告诉孩子们,必须在所有同学都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任务以后,我们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娱乐学习”。没过多久,公社统一给各村学校订的课本也到了。接到公社通知后,我的心情就像断粮已久的部队接到了给养,立马穿上借来的高筒长靴,蹚了三十多里的沼泽地,到公社背回几十斤重的书本,再蹚几十里泥水路回村。经过好几处沼泽地时,我都差点陷下去,但我那时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根本没想自己会不会被沼泽地吞没,想的只是背上的课本绝对不能弄湿。等我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回到村里,衣服裤子都湿透了,靴子里灌满了水,但课本完好无损。兴隆岗镇距离富锦市区比较远,而鹿林村又是全镇最偏远最落后的一个屯子。这里的村民条件明显地要低于其他村子。从踏进村子的那一刻起,我在稻海田园综合体合作社所感受到的兴奋和欢快,一下子荡然无存,村子里的寂寥清冷,和明媚灿烂的稻海田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队长其实挺开明的,没让大丫二丫来上学,估计也是拧不过赵大婶,被我几句话一说,第二天就让大丫二丫都来学校了。我和老乡们聊天,说起上学对孩子们很重要,他们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有人甚至很直截了当地反问我:你们读了这么多书,有知识有文化,我们很羡慕,但有什么用?爹妈花钱供你们上学读书,到头来你们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大老远地跑到北大荒来和我们一起种地挣工分?我真的无言以对。新学校盖好的时候,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虽然只是三间土坯房,但在我眼里就是明净敞亮的课堂了,比起原来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圈,那绝对是鸟枪换炮了!大丫二丫茫然地看着我,显然,她们还不能理解我说的话,但我相信,等她们读了书以后,她们的眼神就不会再那样迷茫,而一定会慢慢地变得清澈。第一天上课时,我早早到了马圈小学,我想先把火生起来,等学生们到的时候,屋子里就暖和了。我先往大铁桶里扔木头,再找来晒干的苞米秆引火,可能是木头太潮了,半天烧不着,屋子里却已经烟雾腾腾,呛人。我只好又打开门窗散烟雾,来回折腾半天,屋子还没有烧热,七八个孩子就拖着大鼻涕来了。一家一家上门教学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针对孩子们学习的不同程度,因人施教。比起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孩子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分别施教,倒是少了交叉干扰。只是对我个人来说,工作量明显加大,时间、精力需要付出更多。但我那时对此无怨无悔,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教好这些孩子,把自己从前在学校里学习到的文化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有人问过那位年近花甲的老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下山? 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朴实:为了方便孩子不爬山越岭来回走几十里山路到外村去上学。老乡家的土坯房显然要暖和多了,因为盖房时就考虑到是住人的,草辫子编得结实,土坯抹得厚厚的,窗户封得不露一丝缝隙。炕烧得滚烫,屁股坐不住,老乡们就在炕席上铺上褥子。暖和是暖和了,可是因为不通气,娃儿尿炕、狗狗随地大小便,尿啊屎啊很快就被热气烘干,满屋子骚味儿呛人。北大荒缺水,老乡们从来不洗澡,身上的味儿很大。棉袄一穿就是几年,也不拆洗,油光光的,都能照得见人影。我们下乡插队的兴隆公社东风二队是个新建不久的自然屯,我们去的时候也不过十来户人家,是个小村子,全村适龄上学的孩子大大小小也就十几个。此晓田是否彼晓白呢?我问了几个相关的知青,他们的回答也都有些犹豫,似乎不敢肯定。一开始,我在老乡屋里呆不了一刻钟就受不了,必须得编个理由逃到屋子外面透透气。慢慢地,我就开始适应了,其实到后来,我自己的身上也有味儿了。勉强逞强驴状爬上皖南“ 搁船尖” 第九关,主要是被这所高山之巅的小学诱惑了。安徽歙县金川乡皂汰小学:全校在册师生共三人,其中国家公办教师一名,全日制小学生两名。去年夏天,山洪暴发,小学被山洪冲垮,师生三人终于离开寂寞大山,奔山外的金川小学去了。就在我们一步一步往草甸子深处走去时,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动物从我们身边一窜而过,眨眼就没了踪影。后来听老乡说,那是狍子,只有狍子才有在“暖哈”上快速奔跑却不被沼泽吞没的本领。杭州城西有一块美丽的西溪湿地,每次去那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四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荒插队时,那儿也有相似的湿地,一片一片的,北方老乡称其为“泡”。我们插队的兴隆公社周边有许多这样的“泡”:黑鱼泡、白鱼泡、三环泡…… 我从手机里调出那张写有“晓田”名字的表格照片给晓白看,我们的谈话就从那份《杭州知青登记表》上为什么写的是“晓田”这个名字开始。没想到孩子们对我的无奈之举还是挺欢迎的,尤其是每个孩子都有当小老师的机会,这无疑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兴趣。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望,他们积极开动脑筋,打开自己的课本和记忆的宝库,边复习,边辅导。这样一来,我不仅轻松了许多,只要在课堂上巡查,及时纠正小老师出现的错误就可以了,还能腾出空来,重点关注五、六年级中学习较好的同学,给这样的孩子吃点小灶,一对一地个别讲解、辅导。老乡家的土坯房显然要暖和多了,因为盖房时就考虑到是住人的,草辫子编得结实,土坯抹得厚厚的,窗户封得不露一丝缝隙。炕烧得滚烫,屁股坐不住,老乡们就在炕席上铺上褥子。暖和是暖和了,可是因为不通气,娃儿尿炕、狗狗随地大小便,尿啊屎啊很快就被热气烘干,满屋子骚味儿呛人。北大荒缺水,老乡们从来不洗澡,身上的味儿很大。棉袄一穿就是几年,也不拆洗,油光光的,都能照得见人影。从末尾花丈夫家出来,小二书记又驱车四十多里地,带我去了凤溪村,找到了末尾花的女儿江桂荣的家。这样一来,几乎每个孩子都开始认真听讲、看书、学习、做作业,有时作业多,动作慢的、程度差的、以前没学过不太会的,这些孩子更是会自觉地笨鸟先飞,有的甚至连吃中饭的时间都不放过,随便扒拉两口饭就埋头写作业。个别从前只会调皮捣蛋,甚至专门对老师恶作剧的孩子,慢慢地也被我的教学方法吸引到学习中来。第一次上课,我算了算人头,全村的孩子大约还有小一半没来,我就一家一家走访、动员,请求老乡们让孩子都到学校来上课。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年龄,对老乡的话根本没往心里去,也不相信会有这种神奇可怕的事情。再说,我们城里人都喜欢用黄花菜烧肉,香喷喷的。而那年头,黄花菜是春节凭票才能供应的食品。眼前那么多黄花菜,不去采点回来,那才是傻子呢!记忆中,这个“泡”离我们屯子大约也就十几里地,不大,好像也没有具体名字,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美丽。那是一片郁郁葱葱,神幻莫测的沼泽地。一到夏天,满眼是黄澄澄的小花,阳光照耀下,一片金色。听老乡们说,那小黄花晒干了就是我们城里人喜欢吃的黄花菜,这儿的人们也叫它忘忧草。我们杭州知青从美丽的西湖来到北大荒的大草甸,看着那片远远望去像个美丽大花园的沼泽地,心里有一种“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伤感。很显然,大傻并没有留下照片,断桥只好找了一张别的狗照片来替代,以此寄托自己对大傻的怀念。我们就在这金色的地毯上欢走欢跳,一边顺手采摘那些鲜嫩的黄花,小心翼翼地放进随身带去的口袋里,准备回去后晒干,寄给杭州的家人。我笑了,虽然这不合我心目中学校应该有的规矩,但面对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我无法将他们拒之门外。我想,就当自己教的这个复式班再增添一个幼儿班呗!后来我还自己花钱,特意跑到公社的供销社,给这些小小孩们买来彩色蜡笔,教他们画画,画房子、画树、画花、画鸟,他们在课堂里居然都很安静,我所担心的,他们会不会扰乱课堂秩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是断断续续读了三四年书就不读了,除了老乡们觉得认几个字识点数够用就得了,还因为读了三四年以后,孩子长到了十几岁,爹妈就琢磨着该让他们下地干活了。更主要的是,三、四年级以后的课程,村子里就几乎找不出什么能教的人了。即便如此,这间几乎和农民住家并无二致的土坯房,和房前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篮球架的小操场,还是有模有样地告诉人们,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地方。队长赵洪年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怕我们想家,就把我们叫到他家去,让他媳妇儿给我们包饺子,烙贴饼子,熬大碴子粥。赵大婶疼我们就像疼自家孩子,有点好吃的就往我们知青点端。我上一次赴东北采访知青宣传队时,曾经专门采访过杜书财。他当时通过自己在富锦一所小学的亲戚,借住在这所学校传达室旁边堆杂货的一间屋子里。孙子进了这所在富锦排得上号的小学读书,杜书财和老伴就在这里陪读,给孙子做饭。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女知青的秘密。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支带把的比拇指盖大不了多少的小刷子,每天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会往小刷子上挤一种药膏,在牙齿上刷啊刷,一嘴白泡沫;我们洗衣服,去油腻污迹都用柴火烧下来的草木灰,也有用皂角树的果子。皂荚里剥出来的小圆球,从球球里挤出来的液体涂在衣服上搓洗,亮晶晶的泡泡飘在水面上。知青们洗衣服用一种小方块似的黄黄的肥皂,女知青们洗脸用带色儿的香皂。有的女知青洗完了还抹一种白白的油脂,装在蚌壳里的,叫“蚌壳油”,味儿可好闻啦!学校没有名称,坐落在头林屯(兴东大队一小队)的尽东头。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间废弃的土坯房,和老乡的住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屋前的场院没有存放苞米的木板楼和柴火垛,显得很空旷。角落里竖着破得不能再破的篮球架,篮框是歪着的,不见篮网;篮板几乎只剩四周的框架了;篮架肯定是被过往的牲畜啃咬过,露出一簇簇白茬。我透过粗铁网院门向里张望,里面的房子也是门窗紧闭,静悄悄的,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在稻海田园综合体合作社的参观,让我看到了富锦农村的飞速发展,也让我此行出发前,因在微信中看到皂汰小学那被洪水冲塌了屋顶而沉重的心情,变得欢快起来。所以,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杭州知青,在老乡们眼里,就是一个大文化人,不光家长们好奇,孩子们也觉得新鲜,所以一下子又都来上学了。也许是我教得确实还不错吧,不但原有的学生不走了,新的孩子们还在不断地加入进来。我看着台下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大声说:请新来的同学站起来!结果,“噌”的一下,大部分的孩子都站了起来。我在心里宽慰自己,时代的洪流一刻不停地滚滚向前,北大荒的新农村也在与时俱进,那些乡村小学或许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销声匿迹,或许也是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必然呢?没想到和晓白通上电话以后,我的担心烟消云散。晓白特别热情,问我住在哪个区哪个方位以后,马上具体地告诉我坐哪一路公交车,在哪一站倒车,坐到哪一站下,下车以后怎么走。那个年代,有许多年轻人都是从立志从事农村教育起步,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今天,据我所知,乡村学校正在逐步消亡,这是很令人担忧的。杜书记让我当代课老师时,并没有特别交代什么,只是给了我一摞课本,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你们知青有文化,没问题的,放开了教!有富余的时间,我就让上一级的孩子为下一级的孩子做辅导,鼓励他们自己当小老师。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面对程度高低不同,接受能力也大相径庭,却又都在一个教室里的复式班,我无法一刀切地讲课,既要区别对待,又不能顾此失彼,还不能让我关照不到的学生调皮捣蛋,我只能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我去北大荒之前就生过肝炎,身体比较弱。同队的知青照顾我,说:你就留在家里做饭吧,不用去地里干活了。可做饭也不能挣工分呀!我怎么养活自己呢?我看着台下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大声说:请新来的同学站起来!结果,“噌”的一下,大部分的孩子都站了起来。队长赵洪年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怕我们想家,就把我们叫到他家去,让他媳妇儿给我们包饺子,烙贴饼子,熬大碴子粥。赵大婶疼我们就像疼自家孩子,有点好吃的就往我们知青点端。我父亲是山东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的,小蓝鸭的妈妈和进军的爸爸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乡村师范学校制度是文盲军阀韩复榘执政时创建的。他当山东省主席期间,十分重视乡村教育,全省共建立了八所乡村师范学校。只要是愿意毕业后做乡村教师的,不仅学费分文不取,而且每月给两块大洋,等于免费上学。我父亲就是这样去上学并走向革命道路的。那个年代,一些进步青年都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来上济南乡村师范学校的。后来,这个学校培养出大批领导干部,被誉为“我党在白区的一座党校”。陪同我们参观“稻海田园综合体”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片稻海田园是几个相邻的村镇共同成立的合作社创办的,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和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概念以后,他们积极响应的精神,依托富锦的生态优势、农业优势,创建了黑龙江省第一个以现代化大农业为特色的稻海田园综合体,促进富锦好生态、好风光,大米卖上好价钱,让农民的口袋鼓起来;同时,发展农业旅游,让“大地变公园、农事变体验、民房变民宿”。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合作社还拥有自己巨大的电子操控室,几十台电脑和占据一面墙的大屏幕,可以实时观察遥控、远程操纵整个稻海田园的每一块区域的设备,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高科技遥控指挥中心。没想到,事情很快峰回路转。黄敏第二天就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第一,晓田就是晓白;第二,晓白同意接受采访。说实在的,当初老杜书记让我当代课老师时,我并没有太看重这份临时工的意义,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能接受我的代课。等到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看到他们的成绩慢慢提高,学习习惯渐渐养成,我打心眼里高兴! 当老师的那段时间,我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虽然和以前种地一样,我还是挣工分,杜书记也没有告诉我,等到秋后分红时,这钱由大队出还是由我原来的小队出,但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孩子们喜欢我,这就够了!到了第二年开春,冰雪开始融化的时候,村里开始筹划给小学校盖新房子,因为冬天土冻得比石头还硬,掘不动,打不了地基。春天雪化了,老乡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马圈拆了盖一所新学校。老乡们说,不能让洪老师来年冬天再这样走东家串西家地送课上门了,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在冰天雪地里跑,俺们心疼呀!有一天,我走进教室,觉得课堂里似乎比平时拥挤。我用目光一扫,发现下面坐着的孩子中突然增加了七八张新面孔,仔细一看,都是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小孩。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同学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以前是没办法,爸妈下地干活,弟妹没人照顾,只好带在身边;现在是弟妹们听说老师讲课好听,学校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吵着闹着要来。我和老乡们聊天,说起上学对孩子们很重要,他们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有人甚至很直截了当地反问我:你们读了这么多书,有知识有文化,我们很羡慕,但有什么用?爹妈花钱供你们上学读书,到头来你们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大老远地跑到北大荒来和我们一起种地挣工分?我真的无言以对。富锦市政府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还安排专人陪同我们参观了富锦市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和“稻海田园综合体”。那真是一片现代化农村的美丽图画啊!一望无际的绿色稻田在蓝天白云下生机盎然,紫色、红色、蓝色、黄色,五彩缤纷的野花给绿海稻田镶上了绚烂的花边,翠绿的稻田版图上最抓人眼球的,是一幅幅用黑色水稻在播种时就种下的图画:有身姿优美,扭着小腰的东北秧歌女;有装满粮食,跑得欢快,你追我赶的运粮车,展示出丰收的粮都富锦;有驾驶着拖拉机,和头顶上飞掠的燕子一起春耕的农业排头兵;有白雪屋顶,门前坐着长鼻子雪人,画着“冬”字的雪乡远景…… 我在手机中找出左老太发给我的回忆她当乡村代课老师经历的微信,重新一条一条地仔细阅读,努力体味思索着,半个世纪前,有许多知青热情投身其中的乡村教学,与今天的农村教育现状,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勾连。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设施,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门倒是全乎的,但窗户玻璃就七零八落了。秋冬交汇时节,天已经很冷,好在时间不长,扛一扛就过去了。熬到“猫冬”季节,学校也放假了。在兴隆公社所有当过乡村老师的知青中,左老太是唯一一个主动将自己当乡村老师的往事写成一段段文字,用微信逐条发给我的。很显然,代课老师的身份在她几年的知青生涯中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那一段经历,还是在她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勉强逞强驴状爬上皖南“ 搁船尖” 第九关,主要是被这所高山之巅的小学诱惑了。安徽歙县金川乡皂汰小学:全校在册师生共三人,其中国家公办教师一名,全日制小学生两名。去年夏天,山洪暴发,小学被山洪冲垮,师生三人终于离开寂寞大山,奔山外的金川小学去了。我不敢说我当年在北大荒农村当乡村教师时教得有多好,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把心交给孩子的。从断桥的网名中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西湖边长大的杭州人,白娘子和许仙相会的断桥,或许是他从小到大喜欢徜徉的地方。他真正的故土应该是杭州,为什么却把自己下乡的北大荒称作“故土”,而且“情深”,那背后会是一段怎样令人难忘的往事?看得出,这些孩子年龄大小不同,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五六岁。我让那些带着课本、显然上过学读过书的孩子,按程度高低,分别坐成两排,一排三、四年级,一排五、六年级,剩下的孩子,我再一个一个测试,按上过学、认些字、会算数、能背文的,分为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也分别坐成两排,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阶梯式的复式班。杜书财的父亲老杜头,曾经是知青下乡那会儿兴东大队的支部书记,当年知青下到这个村子没多久,老杜书记就鼓捣着要在村子里办学校,让这些城里来的文化人给村子里的娃娃们上课。从老杜书记给儿子杜书财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位一辈子跟泥土打交道的农民很朴实地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发财!那年,童老师要离开我们去上大学了。她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把这封信的全文端端正正抄在黑板上。童老师说,同学们,我要走了,我把这封信留给你们,我希望你们能把这封信背下来。因为这封信里有许多做人的道理,那是老师给你们讲的课本中都没有的。等你们长大了,你们就会明白,这些道理多么重要!新学校盖好的时候,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虽然只是三间土坯房,但在我眼里就是明净敞亮的课堂了,比起原来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圈,那绝对是鸟枪换炮了!走出江桂荣家院子的时候,我看到院门口有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这棵柳树和北大荒常见的虬结粗壮、树皮斑驳、枝条冲天长的杨柳绝然不同,有着西子湖畔垂柳婀娜多姿的风韵。我不知道这株垂柳的种子是否从遥远的南方飘来,但我想,那也许是江桂荣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母亲在默默地守护着女儿。美篇开首的第一张照片,是绿色的沼泽地里,一条毛色棕黄和白色混杂的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农家土狗。那年,童老师要离开我们去上大学了。她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把这封信的全文端端正正抄在黑板上。童老师说,同学们,我要走了,我把这封信留给你们,我希望你们能把这封信背下来。因为这封信里有许多做人的道理,那是老师给你们讲的课本中都没有的。等你们长大了,你们就会明白,这些道理多么重要!当我问起孩子打算在哪里上学时,这个眉眼像极了末尾花的女子,毫不犹豫地告诉我,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到富锦城里去上学。奇怪的是,三十三页表格、三百零六个知青名单,我一页页翻阅,一个个名字查找,来回核对了三四遍,却没有晓白的名字。最后我又重点看了登记表中杭一中的知青名单,还是没有晓白,但却发现里面有一个叫晓田的。当年兴隆公社有几十所乡村小学,如今都已灰飞烟灭。这是仅存的一所小学校的老房子。 我拍下照片时, 村里的老乡对我说:“你再晚来两天,这房子就扒了。” 一家一家上门教学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针对孩子们学习的不同程度,因人施教。比起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孩子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分别施教,倒是少了交叉干扰。只是对我个人来说,工作量明显加大,时间、精力需要付出更多。但我那时对此无怨无悔,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教好这些孩子,把自己从前在学校里学习到的文化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这让我没有想到。我心里暗暗纳闷,会不会孩子们睡过头了?又或许孩子们知道我没当过老师,不愿意听我上课?带我过来的那位老乡告诉我,这房子是在小学校原有的土坯上重新翻盖的,房梁骨架还是原来的身坯,却看不到半点从前的痕迹了。这座院子平时基本闲着,没人住。主人在外面打工,孩子在富锦上学,房子虽然盖得簇新,差不多也就是个摆设了。左老太在微信中向我讲述的乡村教师生活虽然平淡如水,但却让我对半个世纪前,散落在北大荒农村的那一间间草辫子土坯房小学校,充满了美好的遐想。如今,兴隆岗景色依旧,那些曾经回荡着朗朗读书声的小学校却灰飞烟灭,不见了踪影,我去哪里寻找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呢?我当时的注意重心主要在采访知青宣传队,对杜书财和老伴带着孙子住在这间显然很憋屈的房子里,没太往心里去。现在左老太没头没脑地发给我这样一条短信,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深意?童老师和洪老师课教得好,人又长得漂亮,班上的女孩儿们,啥事儿都爱学老师的样,她们知道了,做人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活法儿!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一个穿红花针织T恤衫的中年妇女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看到我就激动地说:你是燕儿的妹子吧?过年后不是刚来过吗?咋地啦?又来采访啦?村里干部说,你这次是专门来采访当年在乡村小学教书的知青老师,这不,俺一得信儿,就立马赶过来了。整个猫冬季节,我和村里所有的老乡和孩子们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有好吃的,一定会给我留着,冬天烧火炕干燥,我嘴唇都裂开了血口子,有的学生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冻梨省下来给我吃,告诉我,吃这个败火。但我并没有得到孩子们应有的回应。我心想,看来,孩子们还不懂得最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养成互致问候的习惯。发这条微信者是我多年的老友,也是一位资深少儿图书出版人,她对我国少儿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我被这条短短的微信打动,虽然当时已是夜深,我还是忍不住给这位朋友打了电话。这虽然可能只是一个个例,但这位童话老师在下乡四十年后重返北大荒时,当年她教过的孩子中,居然有好几个如今也都年过半百的老乡,带着童老师当年给他们批改过的作业来看她, 并把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留有她笔迹的作业本送给了她。童话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因为她没有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一群她教过的学生,却从来没有忘记她。我不敢说我当年在北大荒农村当乡村教师时教得有多好,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把心交给孩子的。我一看这孩子小泥猴似的,大眼睛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心里先喜欢了,嘴上却说:这么脏!不怕把课本作业本埋汰喽?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有没有把这封信背下来,但我是背下来了。其实,信里面有的话我那时候也不怎么明白,但童老师叫我们背,我就背。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事儿都记不住了,但这封信却记得真真的,一个字都忘不了!班上已经实在挤不出空位子,我只好让尹家小子坐在讲台上。这小子特别聪明,我讲课的时候,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得可认真了。没过多久,他还成了我的小助手,帮我收发作业本,搬来凳子站上去擦黑板,偶尔下面有同学讲话,他还会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大喊一声:安静!到了第二年开春,冰雪开始融化的时候,村里开始筹划给小学校盖新房子,因为冬天土冻得比石头还硬,掘不动,打不了地基。春天雪化了,老乡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马圈拆了盖一所新学校。老乡们说,不能让洪老师来年冬天再这样走东家串西家地送课上门了,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在冰天雪地里跑,俺们心疼呀!我打开相机,从镜头里望出去,这座静悄悄的院子一片死寂,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没有一棵绿草。这样一幢没有半点生气的水泥房,拍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走出凤溪村,去往兴东村时,火辣辣的日头已经软塌,灼热的白光被绿色的风一缕缕扯断,天清凉下来。我说服不了赵大婶,就去找赵队长理论。我说:村里让我办学校教书,不就是让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吗? 你这个队长咋不带头呢?新社会男女平等,女孩子咋就不能读书呢?你这个当队长的,可不能带头搞封建!说实在的,当初老杜书记让我当代课老师时,我并没有太看重这份临时工的意义,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能接受我的代课。等到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看到他们的成绩慢慢提高,学习习惯渐渐养成,我打心眼里高兴! 当老师的那段时间,我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虽然和以前种地一样,我还是挣工分,杜书记也没有告诉我,等到秋后分红时,这钱由大队出还是由我原来的小队出,但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孩子们喜欢我,这就够了!村里的干部了解情况后,说:咱们村没有学校,孩子们到别的队里的学校去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不如我们自己办个学校,你来当老师吧!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员离开了,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台南农民种出巨无霸凉薯 比一般的大约20倍(图,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肮肮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牛巴在回忆“东风夜话”那段往事时,专门提及乡村女教师;而猴子又先后两次郑重其事对我提出知青中乡村教师的话题,联想到他现在正在研究的汉字改革,恐怕也有其深意。他们在思考什么,又想表达什么?我有点心酸,农村女孩子从懂事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干活的命,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读书上学,有了文化,她们或许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对大丫二丫说:你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干活的,读了书,你们脑子里就不会光想着干活,想着吃饭、睡觉,你们面前的世界会变大,你们就不会问我,老师,咱干点啥? 你们就会说,老师,我要干点啥,或者说,老师,我想干点啥!这封信藏在我心里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忘记过。今天能背出来,给你听一听,心里好痛快啊!多少年以后,当我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时,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曾经和我朝夕相处的兴隆公社东风一队的孩子们。我心里很清楚,是那些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促使我把教师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选择。那时候,大队办的学校虽然就在屯子里,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学,但说实话,老乡们把孩子送来上学想法很简单,无外乎几个原因:一是认几个字,不至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会写;二是会算个数、记个账,年终队里分红时,也不会吃亏;三是孩子小,下地也干不了活,有个地方管管,省得爹妈操心。根本没有人认为,学了知识,有了文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真让我到所谓的学校去上课时,我完全傻了,那哪是学校呀!不就是找了一间废弃的马圈么?屋子里面除了满地马粪,啥都没有,臭气熏死人!队里找人来清马粪,拉出去好几车。老乡们又帮着找来一个大铁桶,里面糊上泥巴,再装上旧铁皮卷成的烟囱,天冷时就靠这个土造炉子取暖了。没有黑板,就找来一块木板代替,木板很粗糙,字写不上去,粉笔在上面一写就断。课桌也很简陋,锯几棵树桩,上面铺上木板,就当桌子了。凳子是各家各户的孩子们自己带来,形状各异,高低不等。看来,兴隆公社的乡村小学,已经是一段久远的过去。当年,知青教师在这里给孩子们传授过知识,推动过这片土地的文明。可是,随着知青们的离去,这段久远的记忆终将被岁月湮没。有富余的时间,我就让上一级的孩子为下一级的孩子做辅导,鼓励他们自己当小老师。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面对程度高低不同,接受能力也大相径庭,却又都在一个教室里的复式班,我无法一刀切地讲课,既要区别对待,又不能顾此失彼,还不能让我关照不到的学生调皮捣蛋,我只能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没有任何文化生活的农村,唱歌、跳舞、画画、做游戏、讲故事、认识身边的自然景观尤其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我把这一切定名为“娱乐学习”。我告诉孩子们,必须在所有同学都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任务以后,我们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娱乐学习”。后来,我们班上的女孩子都学会了刷牙,也抹起了白白的油脂,那是拿个小瓶子到公社供销社去买来的,这种白白的油脂装在一个大铁罐里,我们买时,售货员会用一个小勺挖一勺,装到我们带去的小瓶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蚌壳油”,反正有香味儿。有的女孩还学女知青的样儿,口袋里装一面巴掌大的小圆镜子,时不时偷偷照照自己的小脸蛋儿,捋捋刘海儿,梳梳小辫儿。学校没有名称,坐落在头林屯(兴东大队一小队)的尽东头。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间废弃的土坯房,和老乡的住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屋前的场院没有存放苞米的木板楼和柴火垛,显得很空旷。角落里竖着破得不能再破的篮球架,篮框是歪着的,不见篮网;篮板几乎只剩四周的框架了;篮架肯定是被过往的牲畜啃咬过,露出一簇簇白茬。看着江桂荣抱着孩子单薄瘦弱的身材,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却是很坚决的神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童老师和洪老师课教得好,人又长得漂亮,班上的女孩儿们,啥事儿都爱学老师的样,她们知道了,做人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活法儿!拨打晓白家里电话之前,我踌躇了好一阵,虽然我不知道在此之前一直联系不上晓白的真实原因, 但她的深居简出,几乎不与外界联系;她不用手机,不上微信,也很少与以前的知青插友来往;这一切都让她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也让我心里有点发怵,担心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当,让她抵触,使采访陷入僵局。我有点心酸,农村女孩子从懂事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干活的命,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读书上学,有了文化,她们或许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对大丫二丫说:你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干活的,读了书,你们脑子里就不会光想着干活,想着吃饭、睡觉,你们面前的世界会变大,你们就不会问我,老师,咱干点啥? 你们就会说,老师,我要干点啥,或者说,老师,我想干点啥!我有个大姑姐叫高德珍,比我大两岁,特有主意,我们班上七八个女娃儿平时都跟在她屁股后面转。高德珍眼尖,说两个老师不光皮肤白,牙齿也白,难怪人家好看呢!这以后高德珍瞅空就带着我们一帮女孩子钻进知青点,进门就东张西望,其实是到女知青住的屋里搞侦查哩!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有没有把这封信背下来,但我是背下来了。其实,信里面有的话我那时候也不怎么明白,但童老师叫我们背,我就背。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事儿都记不住了,但这封信却记得真真的,一个字都忘不了!我就去赵书记家家访,赵大婶说:女孩子读书有啥用? 将来除了嫁人还能干啥!不读了。小四是个男娃,岁数小,又淘,家里没人管,到学校有老师管着,俺们放心!我赶紧让孩子们进屋坐下来,帮助他们擦干净大鼻涕。有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对我说:老师,你不能光顾着往炉子里扔木头,木头堵死了,火就上不来。你得把木头架空,火就窜上来了。这孩子鼻涕泡流得比谁都大,可眼睛里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他用一根烧火棍在炉子里三捅两捅,红红的火苗一下子就窜上来了。这样一来,几乎每个孩子都开始认真听讲、看书、学习、做作业,有时作业多,动作慢的、程度差的、以前没学过不太会的,这些孩子更是会自觉地笨鸟先飞,有的甚至连吃中饭的时间都不放过,随便扒拉两口饭就埋头写作业。个别从前只会调皮捣蛋,甚至专门对老师恶作剧的孩子,慢慢地也被我的教学方法吸引到学习中来。在村里老乡的引领下,我很快就找到了当年那所小学校的旧址。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栋红瓦白墙的新房子,庭院铺的水泥地,砌着高高的院墙,两扇粗铁网院门上,挂着一把巨大的锁。江桂荣家不能说是一贫如洗,可比家徒四壁也好不到哪里去。已经人到中年的江桂荣怀里抱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从我们走进院子,这个男孩就一直耷拉着脑袋,看上去病怏怏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健康孩子,应该是活蹦乱跳才对。孤儿知青末尾花的女儿如今已为人母,她虽然还在农村住着茅草屋顶的房子,却发誓砸锅卖铁也要送儿子进城读书去东风岗寻找当年小学校的老房子时,虽然事先已经知道,学校早就卖给了个人,但我心里还是存了一点点希望:买下学校房子的人,也许会念及这个小学校里曾经出过两位在全公社都名气响当当的知青女教师;念及小学校曾经出过一个本村土娃娃,后来考上大学,继而走出国门,成为一个颇有建树的学者,而对小学校手下留情呢?就在我见人就打听,村子里还有没有知青当年在这里教过书的小学校时,原先在兴东大队担任过小学代课老师的左老太,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你想了解杜书财孙子学习的事吗?下乡第一年的冬天,许多知青都三三两两结伴回杭州了。我也想家,很想回杭州看看爸爸妈妈。但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回,因为猫冬时节是学校上课的主要时间。可是,在上学这个问题上,赵洪年这个当队长的似乎比老乡们也开明不了多少。他们家有五个孩子, 老大、老二年龄和我们知青差不了几岁,早就下地干活了,来上学的只是最小的儿子小四。我心想,除了三个男孩以外,赵书记家不是还有两个女儿大丫和二丫吗?她们正是上学的年龄,为什么没来上学呢?这封信藏在我心里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忘记过。今天能背出来,给你听一听,心里好痛快啊!她在《收获》上开设了《兴隆公社(即我们当年插队的公社)》的专栏,并于今年1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兴隆公社知青档案追踪始末》。我对她说,《收获》是文学期刊的头块牌子,但是在新媒体、自媒体风起云涌的今天,若能蒙您“高看一眼”,在我这块曾是当年知青耕耘的小园地上“撒播”一下,将会是我莫大的荣幸。去兴隆公社寻找当年的乡村小学,寻找几十年前一群知青老师撒落在那片黑土地上的种子,看看这些种子有没有开花结果,这个念头就是在那一刻跳出来的。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在《兴隆公社》专栏中写到过的知青女教师童话,由于她在兴隆乡村小学对孩子们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一个调皮厌学的农村土娃,最后成了一名跨出国门的学者。小二书记的话让我感到非常震惊!什么也不能没学校,缺什么也不能缺教育!一个曾经拥有几十所乡村小学的兴隆公社,如今却可能没有了一所小学的身影。所以,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杭州知青,在老乡们眼里,就是一个大文化人,不光家长们好奇,孩子们也觉得新鲜,所以一下子又都来上学了。也许是我教得确实还不错吧,不但原有的学生不走了,新的孩子们还在不断地加入进来。我的家庭成分明明是职员,我父亲是知识分子,从暨南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铁路上工作,这表格上我的家庭出身怎么就变成“地主”了呢? 我母亲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外婆家祖上传下来大约有三十几亩薄地,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就被扣上“地主”帽子了吧?“有何政治问题”这一栏里写的“父有海外关系”,其实就是我一个叔叔去了台湾。我有个远房亲戚以前是傅作义部队里的高级军官,我的这个叔叔在解放前夕去这个亲戚家玩,叔叔当时上初中,大约也就十二三岁吧,亲戚正好要回台湾, 就问我叔叔想不想去台湾玩?叔叔这个年龄正是好奇贪玩的年龄,就跟着这个亲戚去了台湾。没想到, 叔叔去台湾后不久,大陆就解放了,形势骤变,两岸交通封锁,我叔叔也回不来了。因为这个社会关系,我父亲就有了洗刷不掉的历史污点,成了有海外关系的人,一有运动,父亲就要交代这门亲戚。我真的没有想到,虽然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这个叔叔,但它却像一块黑色的印记,烙在了我的背上,还填写在这份登记表里!要不是晓田的名字在杭一中的名单中,上下都是我的同学,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都对得上,我都会怀疑,这个出身地主、父亲有海外关系的“晓田”,是不是我晓白?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黄花世界,满草甸子的黄花,一簇一簇,嫩绿金黄、清新淡雅,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柔软的金色绒毯。我一看这孩子小泥猴似的,大眼睛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心里先喜欢了,嘴上却说:这么脏!不怕把课本作业本埋汰喽?我总在想,教师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职业,它是哺育孩子们心灵的,如果把教师和金钱联系在一起了,这个社会恐怕就令人担忧了。按一个村就是一个队,每个队一所小学大体计算,那么,兴隆公社当年至少有六七十所小学,那是一片庞大的校区啊!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是断断续续读了三四年书就不读了,除了老乡们觉得认几个字识点数够用就得了,还因为读了三四年以后,孩子长到了十几岁,爹妈就琢磨着该让他们下地干活了。更主要的是,三、四年级以后的课程,村子里就几乎找不出什么能教的人了。我联系了宏胜的现任书记李小二,告诉他,我要走访兴隆公社当年的小学校,请他帮我事先打听并联系如今还健在的知情老人,最好能找到一些当年听过知青老师讲课的学生。另外,了解一下从前小学校的老房子现在的状况,我想拍一组乡村旧学校的照片。见到晓白的一刹那,我根本没有认出她来。等到一个瘦削的女人上前问我,你是袁敏吗? 我知道,这就是晓白了。那一瞬间,我有点恍惚,这还是那个美丽丰润,当年曾经被好几个男生暗恋的晓白吗?岁月确实是一把无情的刻刀,但这把刻刀对面前这个女人实在是过于残酷了! “噢!我想起来了,你那次还从家里抱来了酸野果子泡的酒,我说我不喝酒,你还不乐意了。你咋来了呢?” 看得出,这些孩子年龄大小不同,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五六岁。我让那些带着课本、显然上过学读过书的孩子,按程度高低,分别坐成两排,一排三、四年级,一排五、六年级,剩下的孩子,我再一个一个测试,按上过学、认些字、会算数、能背文的,分为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也分别坐成两排,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阶梯式的复式班。大傻认识路,也知道我们要去哪,它一直在我们面前不停地来回跑。在大傻的导引下,我们几个男女知青,高兴地唱着歌,一路连蹦带跳地往前走。我上次对你说的,让你关注一下知青中“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往心里去, 那话我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你在《东风夜话》中写到富锦的刘臣书记说,知青对推动北大荒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中间,知青中的乡村教师贡献是很大的。我赶紧让孩子们进屋坐下来,帮助他们擦干净大鼻涕。有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对我说:老师,你不能光顾着往炉子里扔木头,木头堵死了,火就上不来。你得把木头架空,火就窜上来了。这孩子鼻涕泡流得比谁都大,可眼睛里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他用一根烧火棍在炉子里三捅两捅,红红的火苗一下子就窜上来了。《收获》大型文学期刊自今年第1期起,连载作家袁敏在《兴隆公社》专栏发表的知青非虚构文学作品。刚刚刊发的这篇《乡村教师》(之六),以当年下乡插队支边的杭州知青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中,一批知青乡村教师对当地国民教育和文明开化作出的无私奉献,以及留下的深远影响。(之一:《兴隆公社知青档案追踪始末》;之二:《凋谢的兰》,遵作者嘱未予转发;之三:《东风夜话》;之四:《白雪屋顶》;之五:《南林孤鹤》)。由此我知道了一个名叫“搁船尖”的地方,那里有美得让人窒息的风景,有新鲜欲滴的空气,曾吸引无数驴友来此探险,寻找都市人渴求的人间净土。但真正让更多的人知道“搁船尖”,却是因为这片拥有三十六座峰峦的天目山脉深处,有一个名叫皂汰的小村庄,小村庄坐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上,仅有十几户人家。就是这样一个小村庄,却幸运地存活着一所教学完好的小学校,有一位多年坚守在这里的老教师。学校有校牌:皂汰小学;有操场,虽然只是一块不太平整的石子地; 校舍前, 一根用竹竿做的旗杆顶点上, 国旗随风飘扬, 那是满山翠绿中的一抹红霞。我曾因此和她闲聊过两次,一次是和一群人,一次则是两个人的对谈。我很感念她的情怀,更钦佩她的执着——居然能为一群并非身在其中的普通人,去大老远的东北雪乡“采风”,去为她所熟悉的哥哥姐姐们“写生”,去耗费一个作家最可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没想到,第二天,这位当爹的把孩子洗得清清爽爽,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送过来了。从那以后,我每天去学校,身边就多了一个小拖油瓶,我在心里叫他尹家小子,好像他就是我的亲弟弟。那个年代,有许多年轻人都是从立志从事农村教育起步,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今天,据我所知,乡村学校正在逐步消亡,这是很令人担忧的。所谓教室,就是在泥地上四排、每排五张没有抽屉的课桌,每张课桌后面有一张长条凳。 “瞧你这贵人多忘事的,我是张凤芝!黑鱼泡的二丫是我姑,你上次来采访在我姑家吃饭,我给你做的大鹅熬酸菜,鲫瓜子炖豆腐,还记得不?” 我说服不了赵大婶,就去找赵队长理论。我说:村里让我办学校教书,不就是让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吗? 你这个队长咋不带头呢?新社会男女平等,女孩子咋就不能读书呢?你这个当队长的,可不能带头搞封建!我们下乡插队的兴隆公社东风二队是个新建不久的自然屯,我们去的时候也不过十来户人家,是个小村子,全村适龄上学的孩子大大小小也就十几个。我这一辈子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从来就没有动摇过。现在退休了,很多家长希望我办补习班,继续给学生们校外补课,但我不干。虽然我知道现在给课外补习班上课的老师收入很高,老师靠工资买不起房子,靠给课外补习班上课却能买得起别墅。有的老师课上教学有保留,却在补习班上才放出关键的知识点。学生和家长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类高学费补习班,常常也是怨声载道,却又不得不上,因为害怕输在起跑线上。大丫二丫茫然地看着我,显然,她们还不能理解我说的话,但我相信,等她们读了书以后,她们的眼神就不会再那样迷茫,而一定会慢慢地变得清澈。这位朴实憨厚的老农民名叫江从海,一看就是很会过日子的人,家里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末尾花去世的时候,扔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为了把三个孩子带大,老江又找了一个女人,但因为这个女人虐待孩子,一个多月后他就和这个女人离婚了,从此又当爹又当妈地拉扯三个孩子。等到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江从海已经佝偻着腰背,垂垂老矣。老江只有一个念头,要让自己的第三代上学读书,有文化。可是,村子附近的小学早就没有了,两个儿子到了自己孩子也该读书的年龄,都咬咬牙,凑够钱,到富锦城里租了房,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夫妻双双,一个在农村种地挣钱,一个进城陪读,一直到钱用尽,长期分居,感情耗淡,最后两个儿子都离了婚。正琢磨着,左老太又追过来一条微信:我觉得你与其寻找当年的学校和知青曾经教过的孩子,不如了解他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真正弄清楚今天农村教育的现状。一开始,我啥也不懂,就凭着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瞎教,语文、算数、画画,逮啥教啥。我的普通话,南方口音重,而这些孩子们大多是跟着父母从山东逃荒过来的盲流,说话很土,交流很费劲。我讲课他们也不能全听懂,他们说的我也得在脑子里转个弯,彼此能听明白七八分,知道大概齐就不错了。孩子们按我重新分配的位置坐好后,我就宣布课堂纪律和一天的学习安排:先给五、六年级的同学布置今天的学习内容,让他们自己预习;然后检查三、四年级在我来之前做过的回家作业,重点纠正错误,重复练习;接下来按课本内容,给一、二年级的同学讲授新课,再用提问和抽查的方式,检验孩子们的学习成效。后来,我们班上的女孩子都学会了刷牙,也抹起了白白的油脂,那是拿个小瓶子到公社供销社去买来的,这种白白的油脂装在一个大铁罐里,我们买时,售货员会用一个小勺挖一勺,装到我们带去的小瓶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蚌壳油”,反正有香味儿。有的女孩还学女知青的样儿,口袋里装一面巴掌大的小圆镜子,时不时偷偷照照自己的小脸蛋儿,捋捋刘海儿,梳梳小辫儿。我目瞪口呆! 这不是毛主席在徐特立老人六十岁生日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么?这封写于近九十年前的信,恐怕今天的年轻人都不一定会知道了。可是,在北大荒一个偏远的农村,一个年过半百的农村妇女,却一字不拉,完整地背出了这封信。说实话,我当时十分震惊,我不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样一篇和这片土地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遥远的文字,刻在了一个名叫张凤芝的女人心里?所谓教室,就是在泥地上四排、每排五张没有抽屉的课桌,每张课桌后面有一张长条凳。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走上讲台的第一天是个什么样的天气了,但一定是个好天气!因为我的心里暖暖的,好像洒满阳光。那段时间,兴隆公社的知青们一直在各个微信群里商议筹划回北大荒建造“知青林”的事情,也得到了富锦市政府积极的回应和支持。知青代表大嘉、小蓝鸭、程珊正准备为此事专赴东北,和富锦市政府对接有关“知青林”建造的具体事宜,同时考察选址。老杜书记死后,儿子杜书财接替父亲当上了大队书记,他的两个儿子也算得村里有文化的人,父子合伙办起了农具厂、粮食加工厂、果蔬农庄,田里的农活,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日子本来过得红红火火,可是,自从有了第三代以后,杜书财和老伴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农庄和企业,搬到了富锦,为进城上学的孙子陪读。记得屯子里有一户尹姓的鲜族人,特意带着孩子来知青点找到我,求我每天把他这个五岁的儿子带着去上学,因为他们家只有这一个孩子,也没有哥哥姐姐可以带他上学,他和孩子妈妈要起早下地干活,也没有时间送他。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女知青的秘密。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支带把的比拇指盖大不了多少的小刷子,每天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会往小刷子上挤一种药膏,在牙齿上刷啊刷,一嘴白泡沫;我们洗衣服,去油腻污迹都用柴火烧下来的草木灰,也有用皂角树的果子。皂荚里剥出来的小圆球,从球球里挤出来的液体涂在衣服上搓洗,亮晶晶的泡泡飘在水面上。知青们洗衣服用一种小方块似的黄黄的肥皂,女知青们洗脸用带色儿的香皂。有的女知青洗完了还抹一种白白的油脂,装在蚌壳里的,叫“蚌壳油”,味儿可好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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